金安平 | 北大本科教育诞生的故事

——纪念北京大学第一届本科生毕业110周年
金安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者】今年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本科生毕业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届政治学本科生毕业110周年。北大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入学于晚清，毕业于民国，其间波折颇多。为考证北大本科教育的缘起、开办和毕业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和背后原因，金安平教授查阅北大档案馆档案、北京市内馆藏档案，参阅民国报刊记载和相关研究，亲自踏勘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撰写了这篇考述文章，厘清了史实，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作者从北大政治学科本科教育的研究初衷出发，进而展开探讨北大本科教育的重要节点和史实，填补了北大校史研究中的缺失，是北大本科教育初创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体部分。北京大学第一届本科生的毕业，是北京大学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某种意义上是北大真正成为大学的一个标志。这届学生，入学时还是清朝，学校叫做京师大学堂；毕业时已是中华民国，学校已为北京大学。他们是中国时代变迁和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今年，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本科生毕业110周年，值得纪念。但遗憾的是有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在已经出版的校史、学科史等研究成果中，说法不一。比如对第一届本科（当时称为分科）学生入学和毕业的时间有不同的表述。为什么会有不同时间的表述？本科教育为什么没有按规划如期开办？第一届本科毕业典礼为什么一拖再拖？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近代艰难转型中现代大学创办的艰辛和坎坷。

一、大学堂一定要“分科”

     “分科”的概念，是清末教育家对于近代综合性大学本科教育的理解和认知。基于近代知识的学科划分而进行分科分专业培养的近现代大学，只有在完整的培养出了大学本科毕业生，才算是建立完成。京师大学堂作为一个“大学堂”，最初几年确实没有招收本科生，而是速成教育。所设的仕学馆（1901年前是仕学院）和进士馆招收的主要是在职的官员和已经考取科举功名的学员。因此常常被误解为京师大学堂只是一个官僚培训机构。这真是误会了京师大学堂建立的初衷和不了解京师大学堂早期的苦衷。

      京师大学堂一开始设立的目标就是要办大学的，即与当时世界主要大学一样能够培养本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大学，这与中国传统的书院和学堂有着完全不同的志向。设立大学堂的最早提议者们以及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起草者，都提出以欧美日等国的近代大学为参照。早在1896年孙家鼐等最早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折时，就明确提出像“同文馆、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南北洋水师武备各学堂”这样的“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与科举制下只有经学一科不同，大学堂一定要“分科”，“今拟分立十科”等（见《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载《光绪政要》卷二十二，《时务报》第二十册）。这很清楚地表明所要创办的大学堂是采用近代综合大学的分科教育、与中国旧学堂完全不同的近代大学。这种理念，也表现他们在办学章程中将大学的本科教育按照不同学科直接叫作“分科大学”。遗憾的是在京师大学堂招生和开办的1898年，中国还没有符合近代大学标准的生源即没有新式中学的毕业生，所以孙家鼐等才做出了先开办“仕学院”招收“仕学生”的变通，虽然这也许更符合当时朝廷快速培养一批新政人才的考虑，但不能因为这个变通就否认和怀疑京师大学堂办本科大学的方向和理想。办本科教育是创立京师大学堂开办时就定下的明确办学定位和目标，这是定义京师大学堂为中国最早的近代综合性大学的主要根据之一。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初期对办本科教育的执念和努力。第一，京师大学堂虽开办了仕学院但显然“志不在此”。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开办的同时，就以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的身份“严饬各省督抚学政迅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每府每州县皆有学堂”（出自《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意是让各省快速培养出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以给大学提供生源。第二，京师大学堂1902年奏请开办大学预科，就是直接为京师大学堂开办本科创造条件的。对于这点，管学大臣张百熙在1902年2月《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解释得非常清楚：“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此目前姑请缓立大学专门（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先办预备、速成二科”“三年之后，预备科所造人才，与各省省学堂卒业学生，一并由大学堂考取，升入专门肄业”。（出自《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993年版第52-53页）预科的开办直接关涉到京师大学堂办本科的理想，是京师大学堂为开办本科所作的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个奏请在得到清廷批准后，1905年2月才完成预科的招生正式开班。在《北京大学纪事》“1904年2月”的事项中，有“光绪三十年正月（1904年2月）大学堂奏准正式开班预备科”（见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记事，这条记事没有出处，但被多处引用，疑为是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之误。查京师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的《奏为京师大学堂开办预科并添招师范生分别入堂肄业折》中，曾向清政府报告 “遵照定章，于本年正月二十日开学，分班讲授”，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为1905年2月23日。第三，1902年底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再一次确认和强调了大学堂的办学理想和层级：“一曰大学院（相当“研究生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三曰大学预备科”（出自《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993年版第88页）。第四，京师大学堂在尚不具备开办本科条件时几次对分科教育做了具体的规划，做好了随时开办本科的准备。如1904年1月《奏定大学堂章程》出台时，虽然连预科都还没有开办，但章程对分科大学的各学科各个专业的布局、各个学期的具体课程、每星期上课的钟点、使用的教材等等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和规定（出自《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993年版第97-130页），以至于有的研究者一直误认为1904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有了本科。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照片

二  、迟到的分科大学开学典礼

      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创立起就一直努力推进早日开办分科大学，历任大学堂总监都非常看重此事。在刚开办预科的这一年，大学堂总监张亨嘉就开始张罗为三年以后的分科大学建设新校舍了。1905年8月25日，在《分科大学亟应择地建置折》中他提出：“京师既设预科，各省高等学堂亦经开办，一二年后毕业之优等生均升入分科大学，拟请饬下学务大臣妥议办法”。“奏定大学堂章程分列八科，目前骤难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毕业后考升入学。此外四科，以次建置。大学八科需地甚广，遍查内城南城以内，均无空旷合用之地，惟广安门外瓦窑有地一所，德胜门外有地一所，广轮之数均合程度”（出自《分科大学亟应择地建置折》，《北京大学纪事》第24-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份奏折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在1905年开办预科同时，京师大学堂已经考虑到第一批预科生后要升入分科大学的问题，所以需要未雨绸缪马上择地建分科大学校舍。第二，如果无法按照京师大学堂第三部章程的分科计划开办八科的话，也要先开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四科，不能耽误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毕业后立即升入大学。这也是第一次提到某些学科可以先开办的思路和可能。

      1907年9月，京师大学堂再次为开办分科大学事致函学部。9月25日学部回复大学堂：“查大学堂预科瞬届毕业，明年开办分科，自应由本部（指学部）分别电知各省调取高等毕业学生来京升学……明年（戊申年1908年）由各省选送二百人，庚戌年选送一百五十人……如程度不足，任缺无滥。此项学生到京后仍由大学堂举行升学考试，合格者再予入学”。（出自于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第32-33页）这个回复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学部已经知晓大学堂将在1908年开办分科大学的计划,学部会通知各省调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来京升学。由此还可以得知京师大学堂本科的计划招生规模（1909年的招生计划是每省可选送至多30名学生。清朝大体为18个行省，5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

     但是，1908年分科大学并没有如期开办，更奇怪的是，1909年也没有开办。

      究其原因，首先是生源遇到了问题。计划中的生源是预备科学生和各地高等学堂的选送生。按章程，预备科修满三年应该是在1908年春天毕业，但事实上拖到了1909年春才完成毕业考试（《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呈文》、大学堂《为毕业考试呈学部文》这三个文件均有相关记载）。各地高等学堂由于开办时间不一，大部分学生在1908年并未完成学业，只靠预科生源还是不够，于是才有了“现在预备科不敷分布，优级师范及译学馆毕业学生，愿入者自应分别考选”以及从各地考取过科举功名和有经学根底者中选拔入经科大学的重大调整（见《学部奏筹办分科大学情形折（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9年）。

      其次是校舍问题。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校舍没有按期建成。虽然大学堂早在1905年就有为分科大学在德胜门外选址和建造的计划和申请。但是，从1908年8月13日学部发出一则关于分科大学建设通告“本部现择于本月二十日前往动工……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出自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第35页）中可知，分科大学的校舍在1908年8月才破土动工。按照除主楼、图书馆外还要为每一个分科建造一栋教学楼的计划和日本建筑师真水英夫设计的西洋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复杂程度，1909年前无论如何是建造不出来的。学部也上奏，“分科大学……工巨需时，本届升学之学生未便旷日久待”（见《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宣统元年十一月，载《直隶教育官报》第1期）。1909年10月也有报道说，“京师大学堂本科校舍落成无期，而大学预备科，已经毕业半年有余”（出自《分科大学暂设经文两科》，载《教育杂志》1909年第10期，第71页）。所以，等待分科大学新校舍是不可能的了。实际上1911年完成的分科大学校舍也只是文科和经科的五座楼（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于1908年开始建设，1911年建成，由日本建筑师真水英夫设计，现存有5栋2层楼房，旧址现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城区安德里北街）。更遗憾的是，即便是1911年完成的那几座楼，也并未由分科大学使用过一天，在辛亥革命后被征用为新军炮兵营了。

      开拓性的事业中总遇到困难和一些意外。1908年10月时，京师大学堂还曾踌躇满志地向学部发出届时“恭请皇上亲临视学，以光释奠”的请求呢（摘自《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呈文》，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但哪里想得到一个月后光绪皇帝就去世了，分科大学的校舍建成似乎也遥遥无期！但培养人才是刻不容缓的，新校舍也可以不等。在经过了5年的努力后,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学生陆续招齐，各学科的教员也陆续到堂,除医科监督以外的各科监督也都到位。宣统二年二月，报学部上奏朝廷：“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宣统二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知道了。钦此。”（见宣统二年二月《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折》，载于《学部官报》第一百十八期）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即1910年3月31日。这天，在京师大学堂马神庙校区的大礼堂，经科、文科、法政科、农科、格致科、商科、工科共七科举行了统一的开学典礼。已经毕业多时的学生终于迎来了分科大学开学的日子。

京师大学堂学生文凭

三、一再推迟的毕业典礼

      第一届本科生的培养也经历了坎坷。首先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停课了几个月。因时局而停课，对京师大学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时，学校就停办过将近两年。但辛亥革命这次停课前后，国家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皇朝变成了民国，学部变成了教育部，京师大学堂变成了北京大学。其次是第一届本科的学制有点复杂。1904年1月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三节中曾规定“各分科大学之学习年数，均以三年为限；惟政法科及医科中之医学门，以四年为限，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五年为限” 。为什么“政法及医科中之医学门”的学习期限是4年而其它学科为3年，并没有详细解释。但从分科大学的课程表看，政法科的政治学门、法律门，以及医科中之医学门，确实是四年的课程安排，其它学科则是三年。问题是，如果1910年才开学的话，分别为四年制和三年制的不同学科怎么能够同时在1913年毕业的呢？1910年3月31日举行的是一个开学典礼，有没有可能在1910年举行开学典礼之前，一些学科专业在生源、教员、教室的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先开始上课了？否则这些专业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预定学制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充分的材料证实这点，但有一些回忆录和新闻报道能提供一些参考。1913年政治学门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张辉曾的哥哥张耀曾（著名的法学家、曾任民国司法总长）这样回忆他的弟弟：1909年在译学馆毕业，被分签学部做小职员，但因不想“弃学问大业而奔走人前，不复往。旋北京大学开本科，乃入学政治，凡四年。”（出自杨琥：《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36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间接证明了政法科是实行四年制，在1909年开始上课的。1909年《教育杂志》也有学部要求各地考选的入经科大学的人员“七月初十”以前“即行送部，勿在延宕”和京师大学堂“因校舍落成无期，只得在旧地暂设经科、文科”的报道（出自《教育杂志》1909年第一卷第九期、第十期）。

      上课的时间确实不好考证了。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时，学员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先开学上课，后找个时间补办开学典礼；或者先考试毕业，后补办毕业典礼也不罕见。但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是重要的仪式，所以人们一般以这两个时间作为开学和毕业的标志性的时间，这也成为一种惯例。

      1913年5月，在分科大学各学科陆续完成毕业考试后，北京大学校长将所有毕业名单正式上报教育部，7月28日的《政府公报》上刊登出了北京大学毕业学生名册，大约230名左右。如果不举行毕业典礼，1913年7月似乎也可以叫做毕业时间。但显然北京大学是计划举行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和学位授予典礼的，人们也在盼望着第一届本科毕业典礼。但是这个典礼被推迟了。为什么毕业典礼被推迟？推迟到了哪一天？

      刘杰的《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采用了“1913年12月4日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见刘杰《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第10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说法；我自己曾经写过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也使用了1913年12月4日举行毕业典礼的说法（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现在看这个时间是错的，材料来源是引用了《北京大学纪事》在1913年12月4日这一天的记录：“北京大学举行分科大学毕业授凭仪式，校长按名给凭”。（出自《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56页，2008年版）通过查找当时的报刊文献，发现将北京大学分科大学毕业典礼的时间记为1913年12月4日的是《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十号；而《教育公报》1914年第一卷第二册、1913年12月1日出版的《教育周报》第26期、《中华教育界》1913年11月号，记载北京大学举行分科毕业典礼为1913年11月4日。在对这几个材料的辨析中，校长何燏时的在场是确定11月4日举行毕业典礼时间的重要证据。

      1913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6期《教育周报》的《北京大学毕业式之盛举》这样报道：“十一月四日，北京国立大学文理法商农工各科第一次毕业学生在马神庙本校举行毕业式。午前十时毕业生及本校学生齐集礼堂。本校职教员及教育长官各来宾依次就席。大总统特派代表梁君士诒莅校致训词。次由校长何燏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次长董鸿祎、工科胡学长、法科巴教员相继致训词。来宾法政学校校长邵章致勉词。毕业学生代表何师富致答谢词……并摄影以为纪念”。

      在《北京大学纪事》中，虽有授凭仪式上“校长按名给凭”的记载，但没有指明校长名谁，而《教育周报》这篇报道明确是校长何燏时。何燏时以校长身份出席毕业典礼这条信息，可以证明毕业典礼不可能是在1913年12月4日而是11月4日举行的，因为在1913年11月5日即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何燏时向政府第三次提出了辞呈，辞呈中说到“新班业已上课（指1913年新招的分科大学学生），旧班（指第一届分科大学学生）毕业各生亦于昨日（即11月4日）举行毕业式”（见《北京大学呈大总统准予辞职事》，北京大学档案BD1913）。这个辞呈在1913年11月12日就得到袁世凯的批准，11月1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委任令第24号，委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胡仁源暂行兼管北京大学事宜。（来源于《政府公报》1913年11月13日、《申报》 1913年11月15日）所以，何燏时以校长身份主持参加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不可能是在12月份。

      为什么毕业典礼推迟举行？1912年12月27日才被任命校长不久的何燏时为什么屡次辞职？这背后的两件事情也都与北京大学本科的命运相关。

      1913年5月，就在北京大学第一届本科学生毕业、即将开始招收新一届学生时，预科学生因为一条新规定闹起了“学潮”。以前北大预科学生只要合格毕业即可升入本科，但按照1913年1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大学规程》，预科毕业生升入大学也要经过大学入学考试。5月底，北京大学预科的二、三年级学生，在学校贴出许多反对“预科毕业生须经过考试才能升入本科”的告示，并组织集会、拥堵校长室、要求校长何燏时辞职等。教育部指示校长何燏时对于屡滋事端的学生严切查办。何燏时得到指令后将学生代表8名“斥退”，还请了警察入校维持秩序。不服的学生又聚集到教育部“滋闹”，“学潮”一直持续到暑假。面对这样的局面，何燏时认为自己“难辞办理不善之咎”，请求免职，总统未批。（出自《署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呈大总统陈明办理大学情形并恳辞职文并批（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十七日）》，见《政府公报》第四百四十四号，1913年7月31日）何燏时的辞职和学潮的持续引出了下一件事情。鉴于学校的情形，一些毕业生未等参加毕业典礼就先去就业了（由《署北京大学校何燏时呈教育部请维持大学并陈明辞职等情文》中“即以本校之分科毕业生而论，功课学生充当工程师者有之，农科学生充当场长者有之”内容可见）。9月23日、24日，教育部连续给北京大学函，要求其暂缓举行预定的25日的新生开学典礼，理由竟为北京大学“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校程度尚低，拟将分科暂行停办”（出自《署北京大学校何燏时呈教育部请维持大学并陈明辞职等情文》），北京大学竟面临停办本科的严重局面。何燏时向教育部提出维持大学、自己辞职的呈文,他从经费计算、学生前程、国家振兴、国际竞争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北京大学本科不能停办的理由，“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靡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齐一，可以加以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出自《署北京大学校何燏时呈教育部请维持大学并陈明辞职等情文》），还表示自己表率无方，请总统立予罢斥。10月1日，教育部改变了说法，说在全国大学学区的规划中，拟定将北京大学与天津北洋大学合并，并非让北京大学停办，这是误会，希望新招学生定期开学。（教育部第 213 号指令，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7，目录号1，案卷号8）北京大学同学会上书大总统，反对将北京大学并入北洋大学，“唐虞三代以来，凡在国都，莫不修起大学，以树风声。今东西各国亦多在首都。岂宜背古今中外之通例，而反以首都大学归并省会？”（出自于《北京大学纪事》第56页）在社会各界压力下，教育部最终取消了将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合并的计划。何燏时在1913年10月13日主持了新生的开学典礼；11月4日主持了第一届本科生的毕业典礼。

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作者：金安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