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颂颂、徐建华丨监管俘获、公众信任与亲环境行为
本文原标题为Regulatory Capture, Public Trus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原载于公共管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2026年9月21日在线发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陈颂颂为论文第一作者，徐建华教授为通讯作者。
摘要：监管俘获指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策，使之背离公共利益而服务于私人利益的现象。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监管俘获的判定与识别、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而对其可能引致的深远社会影响关注不足。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的监管俘获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其自身的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众的监管俘获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呈显著负相关，不论是通过利益俘获和利用信息俘获、不论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这一结论都成立。公众感知到的监管俘获与其具有利他性的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其在以利己为主的环境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只有在部分模型中得到验证。
关键词：监管俘获，利益俘获，信息俘获，政府信任，亲环境行为
【作者简介】
陈颂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环境管理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监管与治理、环境风险规制、廉政治理等。
徐建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设计、环境政策与管理、风险规制与治理。
【论文主要观点】
一、引言
监管俘获指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策，使之背离公共利益而服务于私人利益的现象。长期以来，监管俘获一直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监管俘获的判定与识别、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尽管学者们认识到监管俘获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但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零星的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于俘获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收入与财富分配等物质层面的影响。相比之下，监管俘获可能产生的更广泛的而深远社会影响仍缺乏充分讨论。由此，本研究关注监管俘获在公众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影响，探究公众的监管俘获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及其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对话与研究假设
（一）监管俘获与政府信任
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和文化两种视角解释公众的政府信任，经济绩效、腐败、透明度与公众价值观念等因素均受到广泛关注，但监管俘获作为一种潜在的制度因素仍较少被讨论。为此，本研究考察公众的监管俘获程度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首先区分物质俘获（material capture）与信息俘获（information capture）。对物质俘获的感知容易引发公众对监管者廉洁程度的质疑，而对信息俘获的感知则更多涉及对监管者专业能力的判断。既有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专业能力，监管者的廉洁程度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影响更大。因此，研究假设相比于信息俘获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物质俘获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负向关联更强。
研究同时区分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由于地方政府承担具体的政策执行职责，公众在面对治理失灵时也更容易将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因此，研究假设相比于监管俘获感知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之间的负向关联，其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之间的负向关联更为明显。
（二）监管俘获、政府信任与亲环境行为
既有研究表明，除环境价值观、效能感和风险感知等个体因素外，政府信任、政府绩效等制度因素同样会影响公众的亲环境行为。基于此，研究进一步考察监管俘获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是否构成二者之间的一条间接关联路径。
研究区分私人领域亲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非激进亲环境行为。前者以利己为主，更受习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后者具有更明显的利他属性，更依赖公众对参与渠道和政府能力的判断。根据已有研究，相较于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与政治信任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研究假设监管俘获感知与公共领域非激进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负向关联更强。
三、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研究按照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进行配额抽样，在浙江、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和陕西六个省份开展在线问卷调查，最终获得1927份有效样本。
研究分别对监管俘获感知、政府信任和亲环境行为进行测量，并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而言，研究设置四个环境监管情境，根据受访者对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测量监管俘获感知。其中三个情境用于刻画物质俘获，分别涉及利益交换、地方经济发展压力和私人关系；另一个情境用于刻画信息俘获，即监管者因信息约束未能发现或处理违规行为。研究参考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题项测量政府信任和亲环境行为。此外，研究还参考既有研究和成熟量表，测量了环境价值观、政府环境绩效感知、公共价值观、环境风险感知、自我效能、集体效能、政治效能以及人口社会学特征等变量。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研究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OLS回归检验监管俘获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系数比较检验不同俘获机制及不同层级政府信任之间的差异。研究采用基于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中介分析，考察监管俘获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直接、间接与总关联，并通过配对Bootstrap比较这些关联在不同领域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差异。所有模型均纳入相应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
研究发现，公众的监管俘获感知程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比较表明，在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物质俘获的负向关联显著强于信息俘获，而在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两者差异并不显著。就政府层级而言，物质俘获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负向关联显著强于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且这一差异在不同模型设定下较为稳定；信息俘获的地方-中央差异则仅在部分模型中得到支持。
在亲环境行为方面，公众的监管俘获感知程度与其具有利他性的亲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其在以利己为主的亲环境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只有在部分模型中得到验证。政府信任所构成的间接关联也仅在部分模型中成立，且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信任路径。
研究开展了多项稳健性分析，包括替换监管俘获、政府信任和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或编码方式，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考察省份固定效应及不同模型设定的影响等。总体而言，主要结果保持基本一致。
五、讨论
物质俘获感知和信息俘获感知均与较低的政府信任相关，这不仅揭示了既有监管俘获研究较少关注的一项重要态度后果，也与既有研究关于公众政治信任同监管者廉洁程度和专业能力密切相关的观点相一致。进一步来看，这种关联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存在差异。这与既有研究关于中国公众往往将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归于地方政府的发现相一致。
两类监管俘获感知均与非激进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存在负向直接关联，但其与私人领域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并未得到一致支持。由此可见，监管俘获的行为后果并非均匀存在，而是更多体现于特定的公共参与行为之中，这与既有研究关于公共领域行为对制度因素更加敏感的发现基本一致。
政府信任并不是监管俘获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普遍成立的间接关联路径。负向间接关联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信任路径，而中央政府信任路径并不稳定。这说明，虽然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与监管俘获感知之间的关联更加明显，但这种关联并不一定主要通过政府信任传递，参与渠道、情境约束等“机会结构”因素可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府信任在公众环境参与中的相对重要性。
物质俘获与信息俘获感知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存在差异，但这一差异并未在其他态度和行为结果中稳定出现，且信息俘获的单一情境测量也使相关结果需要谨慎解读。这表明不同俘获机制可能对应不同的公众反映，在考察监管俘获的后果时有必要区分俘获机制，同时关注差异成立的条件与边界。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横截面自陈数据无法支撑因果推断，样本的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六、结论与展望
监管俘获的社会后果不仅可能体现在政策或经济绩效层面，还可能延伸至公众对治理体系的评价以及参与行为。这些关联会随着俘获机制、政府层级和行为领域的不同呈现出差异。由此，本研究不仅拓展了监管俘获后果的研究边界，也将监管俘获感知纳入政府信任与亲环境行为的制度性解释框架。
未来研究可采用更适合因果识别的研究设计检验监管俘获对政府信任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探索不同俘获机制影响差异背后的心理机制，开展跨政策领域和治理情境的比较研究以考察相关关系的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