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丨燕继荣：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知识贡献
摘要：民主始终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命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民主实践面临代表性不足、参与有效性下降和治理效能弱化等问题，传统民主理论的解释力与现实适应性不断受到挑战。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民主参与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形成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实践形态。这一本土化实践不仅重构民主、发展、治理之间的关系逻辑，更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政府管理等，著有《国家治理及其改革》、《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政治学十五讲》、《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合著）、《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合著）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200余篇。
【论文主要观点】
民主始终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命题。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政治逐渐陷入功能性困境与合法性危机，传统民主理论的解释力与现实适应性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在这一背景下，重新理解民主、治理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成为当代政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国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与高水平开放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立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视野，系统梳理民主观念演进脉络、反思西方民主实践困境、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优势，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丰富和创新21世纪民主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民主议题的起承转合
民主被赋予多重意涵，既是“人民统治”的价值理念，也表现为制度安排、决策方式、公民参与与权利保障等政治实践形态。长期以来，民主政府被视为“好政府”的典范；民主革命一度被视为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标志。
20世纪90年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一度被视为现代政治发展的“终极形态”，掀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治理失效、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扩张以及社会撕裂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开始系统性探索本土化治理模式。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后民主观念演进呈现明显的历史转向：从以西方模式为圭臬的“中心论”叙事，转向多元治理模式的竞争与对话；从侧重形式程序转向强调治理效能与民生福祉。在这一过程中，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演变具有一定代表性，以此作为考察西方民主的线索，可清晰窥见西方民主30余年在全球认知中的演变（见表1）。
表1 冷战结束后民主理论演进的主要脉络
二、民主实践的知行张力
民主实践的本质，是“应然理想”（知）与“实然操作”（行）间的结构性张力。民主的生命力，正源于理想对现实的价值引领与现实对理想的实践修正。无论是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西方国家修补代议制民主，本质上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与制度场景中，持续弥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调适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的关系。历史证明，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结构性张力将长期存在（见表2）。
表2 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民主制度被现代社会视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民主化被简单等同于发展本身，甚至将发展与治理的复杂意涵皆囊括于“民主”一词之下。但现代化本质上是文明形态的系统性升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破解经济贫困、推进国家转型、扩大社会参与、促进均衡发展，回应发展性、现代性、人民性、均衡性四个维度的问题。
近几十年的全球实践表明，西方民主理论过度强调程序民主与竞争性选举，对发展能力、治理效能与社会协调关注不足，导致西方民主日益陷入多重困境。对此，亟需重新审视民主、发展、治理的内涵与互动关系，进而构建关于三者的新型关系模式，推动三者更加协调统一。
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具备探索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独特优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民主、发展、治理一体化实践范式，不仅深化对市场、政府、社会关系的理论认知，而且为破解全球民主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推动民主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经验参照。
三、中国民主的知识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民主实践的推进。应当明确，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现实国情不同，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本就可以呈现不同形态，但现代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则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相通性。
中国的政治实践丰富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于，坚持统一推进民主、发展与治理。在长期探索中，中国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市场化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民主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重心从“发展驱动型”转向“治理驱动型”，进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
中国民主实践体现出民主制度、治理体系与社会发展的协同演进逻辑。民主并非某种单一制度的试验标本，而是由多种制度有机协同、共生互促的生态体系。在这一视角下，民主不再是被实验室化、标准化的“预制件”，而是与国家能力、历史文脉、社会资本、技术形态深度互动的动态实践系统。
全球民主困境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既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回应当代全球民主实践面临的代表性不足、参与有效性下降、治理能力弱化与网络民粹主义扩张等现实困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与制度创新，其关键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随着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各类社会矛盾与公共需求不断增长，制度供给（民主化制度）和政策供给（民主化决策）不断互动调适，推动形成新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场景中形成的原创性民主形态（见图1）。
图1 民主形态的创新
从理论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主理论的多重创新与发展。其一，在参与逻辑上，实现民主参与由周期性、阶段性参与向全过程、持续性参与的拓展，将人民主体地位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其二，在价值逻辑上，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既重视民主程序的规范运行，也强调民主结果对人民利益的有效回应。其三，在治理逻辑上，实现民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民主嵌入治理环节之中，推动民主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民主理论的世界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不仅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实践参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民主本质回归与实践路径创新，系统阐释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必须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的关键要义，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独特优势。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有助于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与世界影响。
四、民主形态的演进创新
民主理论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围绕“谁统治”“为何统治”“如何统治”等关键命题持续反思与回答的过程。民主讨论始终涉及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民主是否必要，二是民主由谁实现。相应地，民主的正当性也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二是民主的主体归属。随着现代国家形态、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不断演进，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推动民主形态创新发展。总体来看，不同时代的民主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始终围绕如何扩大人民参与、提升治理效能以及增强民主公共性展开，公民持续有效参与始终是民主理论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主理论进一步由“阶段性参与”向“全过程参与”拓展。值得强调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中国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更具有“规范性理想”的特质，即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环节，更应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有机贯通，从而形成全过程、人民性、制度化的民主实践体系。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学界理应立足中国经验、放眼全球变局，探索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世界意义的民主理论新阐释。
五、结语
当前，全球民主实践与理论发展进入新的调整期。中国立足自身长期现代化实践，创造性提出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深刻重塑民主的本体论内涵，不仅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而且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与民主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态、实践形态与理论形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以中国民主新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注入持久力量，为丰富21世纪民主理论、重振民主时代价值、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原载于《学术前沿》202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