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段德敏、张开:殖民扩张、种族主义与民主——托克维尔的“另一个美国”

  摘要:很多学者认为托克维尔是一个“美国研究”专家,认为他较早对“民主美国”进行了全面分析,事实上这并不完全准确。托克维尔对所谓“美国民主”的讨论,首先服务于他对广义的“民主”——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身份平等——这一问题的思考,其次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在身份平等及革命背景下的困境的关心。但同时他确实给出了一个对美国的专门研究,这一研究既包含“民主”的讨论,同时也特别包含对美国白人殖民扩张、种族主义的记述与分析。与人们的一般印象不同,托克维尔给出的美国不仅不“民主”,而且充满着内在矛盾和压迫。种族主义和殖民扩张可以说既是美国真实建国经历的一部分,同时又延续到今天,成为困扰美国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托克维尔的思考,对我们在当代理解种族、殖民问题以及美国政治都仍有积极意义和贡献。

  关键词:托克维尔;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民主;美国

  

【作者简介】

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关于托克维尔的“美国”,人们印象深刻的一般是,他给出了一个“民主美国”的描述。这一印象包含了诸多误解。实际上,无论是在《论美国的民主》还是在他的通信、笔记中,他都详细描述和分析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主要是白人和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在其中,他展示的是一幅暴力、血腥、残酷的画面——印第安人注定要“消失”在原有的土地上,黑人即便被“解放”也难逃另一种排斥与奴役。

  本文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将一个较为完整的“殖民和种族理论”在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中圈点、突显出来。其次,我们也将由此提出并解决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两个美国”问题,给出一个“自由与压迫并存且互为前提”的美国政治社会分析。

  托克维尔被认为是较早的美国研究者。他认为:美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制度结构,更在于社会民情。托克维尔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的关怀,在于探讨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如何避免新的专制以及国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保存自由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将没有贵族社会历史包袱的美国同法国相比较,便具有“理论旅行”和比较政治学上的重要意义。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最后一章(第二部分第十章)的标题为“概述美国境内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托克维尔在这段文字中专门阐述了“与美国人有关,但与民主无涉”的内容,即种族问题。很多学者忽视了种族问题在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也有许多学者矫枉过正,将托克维尔视为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甚至是“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先驱。本文认为:托克维尔在帝国问题上的立场是现实主义的,他对法国帝国政策的支持主要基于国际力量均势的考量;他也不认为欧洲文明和非欧洲文明的相遇会让后者变得更好,而恰恰很有可能为其带来灾难和毁灭。聚焦于美国问题之上,托克维尔对于种族问题的论述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自治与自由紧密伴随着压迫。托克维尔所珍视的美国乡镇自治其实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自治。正是殖民时代的自治和扩张,为后来美国的正式建国立宪奠定了基础。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因为发展程度悬殊,他们不仅没有被欧洲殖民者开化与引领,反而陷入了一种深深的两难处境中:他们要自救,则“不是消灭欧洲人,就是要变成欧洲人”,但这二者又都不可能,因此其命运就变得极其悲惨。除了被屠杀之外,他们剩下的可选项就只有两种,一是留在欧洲殖民者社会内部而成为二等贱民,二是向尚未被殖民的荒野逃难。但即便在荒野,他们也无法停留太长时间,因为殖民者的扩张(即“西进运动”)紧随其后。这一过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印第安人快速消失,以至于接近灭绝。

  合法与压迫、自由与剥夺,这种矛盾结合体正是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理解。印第安人被迫迁移、最终几近灭绝的过程与美国“自由建国”完全同步。“自由”政制的确立不仅没有与征服相矛盾,反而可以说是建立在后者之上。托克维尔专门提到美国早期殖民扩张表面上的“合法性”,甚至是“和平”性,并认为它是理解美国殖民暴力的关键。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正是因为英国殖民者较少直接使用暴力,所以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绝少融合而充满着排斥和歧视。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样,都观察到了自由和压迫是有可能结合在一起的。

  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在种族和奴隶问题上,托克维尔总体持一种进步立场,坚决反对并且主张快速取消奴隶制。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类似,托克维尔认为:制度而不是种族是决定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多样性的主要原因。他选取了地理条件相近的俄亥俄州(禁止蓄奴)和肯塔基州(允许蓄奴)作为案例,来说明制度对于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和社会面貌的影响。托克维尔认为:自由劳动是更先进的、效率更高的经济体制;废奴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要求。

  当然,托克维尔也敏锐地预见到:在美国,废奴的过程不会顺利,也不会和平。他观察到:在废奴的北方州,黑人的境况反而是恶化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偏见更强烈,种族隔离程度也更高。托克维尔将此现象归结为白人的心理机制:在黑人还是奴隶时,白人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一旦黑人获得解放,他们立刻拒绝曾经是奴隶的人与他们平起平坐,觉得这样会降低他们的身价。在平等的法律框架下,人们的具体、现实的身份不一样,而且这种身份的区别可以很容易地由肤色判断,那么真实的种族权力关系和压迫机制便以另一种形式更顽固地保存了下来,形式上的法律不仅对其毫无办法,反而默认甚至保护了它的存在。托克维尔将“社会因素”和“政治-法律因素”区分开来的做法,不仅使他有别于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使得其多少具有了一些左翼批判的色彩。

  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是,托克维尔早已给出了除“民主美国”之外的“另一美国”的分析。美国延续至今的帝国扩张和其“自由”政制并不矛盾,因为其自由是特定范围内的自由。美国的自由伴随着对内部非法移民等群体的排斥,以及对外部西方以外世界的约束和压制。种族矛盾至今依然困扰着美国。本文的第二个结论是:托克维尔笔下的自由与压迫并存的“两个美国”其实并不矛盾;其核心关怀不在美国,而在“民主”。总之,托克维尔对种族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的分析仍然能为当代种族关系理论提供思想资源。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161-174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式民主的理论悖论与实践困境”(21&ZD160)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代表理论视角下的民主过程研究”(22ZGB0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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