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表】刘霖副教授和杨一助理教授在《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发表题为“Strategic uncertainty, coordination failure and emergence: A game theory study on agency‐structure interactions”的论文
学者简介：
刘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专业背景为经济学，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及政策领域的研究，以实证分析见长。
杨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生命机会，于微观层面理解个体在组织内部的晋升历程，从公共管理宏观视角解析人才选拔机制。
论文英文摘要：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re is a long standing debate over the primacy of structure or agency in shaping human behavior. Structurationists like Giddens think of individuals’ agency and collective features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hile emergentists including Archer and Elder-Vass claim that structurationists are blurring an important ontological distinction——they argue for effective social analysis, we should think of structures and individuals as different things because emergence happens when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llective are not reducible to the properties of the parts that constitute them.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agency-structure debate by showing how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emergent properties of social groups sharing same normative commitments (norm circles) can be empirically studied using two 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adding a previously neglected insight that strategic uncertainty can lead to coordination failures of individual behaviors within norm circles, manifested as unintended outcomes of interdependent ac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Here the synchronic relation between the unpredictable collective outcomes of each game round and agential rea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to them defines emergence——the previous outcomes are diachronic inputs but they appear in the new outcome only through their effects on the individual decisions.
论文主要观点：
超越吉登斯：一个涌现理论的博弈论实证研究
社会学领域，对人和结构相互作用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的核心关注问题。以吉登斯为首的“过程论“学者认为，结构（例如制度、规则、法律等）制约着个体的行为，而个体的行为也塑造着结构，两者互相构成并成为一体。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时候，产生了跨时代的影响，因为早前的学者不是强调结构限制个体行为，就是认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超越结构的管制，而吉登斯则将两派观点有机融合，把个体——结构的互动看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框架下，个体和结构不再对立，结构因此变成了个体行为的媒介(medium)与结果(outcome)，结构也因此变成了一种过程而非实实在在存在制度或规则。该理论随后也被数百篇实证文章所验证，从微观行为观察到宏观制度变革，实证研究层出不穷，横跨社会学、公共管理、金融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战略学、会计精算学等等。
而阿彻(Margaret Archer)对吉登斯理论的反思与也在社会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基于哲学层面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她首先对吉登斯理论的提出挑战，尽管在哲学层面，阿彻对吉登斯理论的本体论不予以否认，但在她看来，吉登斯的”一切皆为过程”的本体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讲，存在一个致命操作缺陷，在吉登斯之前的学者，要不秉持着结构决定论（downward conflation)，要不就过度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行为的影响力（upward conflation），而如果像吉登斯这样，把结构和个体混为一谈（central conflation）,学者又如何有效展开研究呢？换句话说，如果结构就是个体，个体就是结构，两者合二为一，我们还怎么分析两者的互相作用关系呢？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与甚至认识论基础也就受到了动摇。
因此，阿彻指出，学者们应该承认结构或者个体的独立存在，并且强调是先有结构再有个体行为，而个体行为有能力重塑结构，但是它也是在已有结构之上进行的。对阿彻来说，只有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有效且有意义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要为吉登斯鸣不平，其实吉登斯曾经说过，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给实证研究提供框架和工具，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思维和世界观，但是随后的数百篇实证研究（大多是研究个体的潜意识行为如何塑造和构成结构）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吉登斯的初衷。所以阿彻的攻击既有她的道理也有她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暂时搁置这个争议，来看阿彻的理论如何可以被实证。
近十几年来，引用阿彻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学者数不胜数，但是Dave Elder-Vass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在批判实在论基础上，延伸了其核心概念涌现(emergence)的理论化建模和实证。涌现理论强调，结构先于个体的行为而存在，而结构一定大于或小于或不同于所有个体行为的总和，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或者小于二的效果，因此该理论着重强调了结构的不确定性，它就像一种水流喷涌而出的“涌现”，一层接一层构建着更上层结构，但是这种上层并不是下层的加总，也很难被下层的行为所预测。该论断被理论学者广泛认同，且近5年来也有多篇相关的实证文章被刊载于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刊物（如AJS）。但是相对于理论层面的广泛讨论，实证涌现的文章还是少之又少，本文也是在这个匮乏基础上的实证补充。
通过两个在北大展开的博弈论实验，我们找到了涌现研究中的缺失一环，即这种上层结构涌现的不确定，具体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换句话说，个体行为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不能确定其形成的上层结构的样子？１＋１为什么不能等于２？基于涌现最新的norm circle框架，我们为参与博弈实验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共识圈子”，举例来说，比如我们可以选出最支持反腐败的学生——大家对腐败的一致深恶痛绝就是我们可以为个体所设置的norm circle（结构）。
然后我们再采用博弈论实验，把学生分成十组，每组进行十回合的选择题，让学生决定一个代表他们反腐政策力度的数字（反腐可被其他的共识圈子代替），数字越大代表反腐力度越大（1-14）。从道理上来讲，这些本身就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学生应该在每个回合都选择比较大的数字来加大反腐力度。而我们有意设置了一个环节，每轮选择数字后，这些学生都能看到本组7个同学（包括他/她自己）选择数字的中位数，而这个中位数加上他/她本身选择的数字，将被加总换算为该反腐政策力度的最终值（在第十轮，且最终值一定和每轮的选择与每轮的中位数是正向关系）。结果出乎意料，每轮过后，这十组同学选择数字的中位数变得越来越小，只有不到半数的组的最终数值达到了7以上，维持了这个共识圈子。这个过程证明，那些看似稳定的结构/规则的产生，有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初心行为汇总后的变体——如果学生们都希望大力反腐，为什么不都选大数字呢？过程证明，最初大家都采取观望圈子态度的行为，所以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就不是所有人都选大数字，中位数自然不高，随后在第二轮，大家已有的反腐初心受到动摇，因为不确定其他七个同学会怎么选且中位数是多少，而他们拥有的唯一信息就是上轮的中位数。因此在对每一轮中位数的一次次被解读的过程，每位同学都被这种不确定性击中，最终的结果也证明，那些看似稳定的初心/“共识圈子”，在最终结果（结构/反腐政策力度值）的形成时早已面目全非。这种个体组内行为的不确定性也是一轮又一轮的结构涌现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这十轮每回合的结果，都是一层一层递进且不可预期的涌现），即批判实在论比结构化理论更真实的地方。如果最终的结构具有不可预期性（non-deterministic），是因为组内的每个个体都不能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尽管已经处在了一个预先达成共识的圈子之下，那又怎么能说结构就是个体行为的过程汇总呢。
总而言之，涌现以及批判实在论的出现加上这篇文章的实证贡献，证明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个体和结构混为一谈确实是一种值得商榷的社会科学应用，因为如果个体行为在重塑或者塑造结构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造成结构具体形态的不定性，又怎么可以说个体和结构是一个东西、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仅仅是一个过程呢。
期刊介绍：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advances understandings of social behaviour, that is, people acting in relation to, or being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social world of other people,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and symbolic culture.
The Journal aims to challeng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d produc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translate those advances into innovative methods for research.Discipline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include psychology, sociology,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本期刊虽被列为社会学类别下社会心理学分支的期刊，但它其实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期刊之一，另外两份分别为Sociological Theory以及Theory and Society。期刊关注的理论维度也较另两份更为微观，讨论个体行为与结构的互动，且期刊的评审委员会也不乏大师级专家和知名社会理论学者，例如副主编吉登斯以及因为和他辩论而在社会学领域引入批判实在论的阿彻，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主编、社会理论学者Omar Lizardo，还有最近十几年在批判实在论哲学本体论基础上发展涌现(Emergence)理论的新锐Dave Elder-Vass等等。所以在主编通知我们文章最终被接受时，特别提到我们应该extra proud，因为诸位审稿人都是业内和这个领域的senior fig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