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四次专题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长三角一体化与东西互动”。沈体雁教授做了题为《打造人才驱动发展试验区，建设全球人才中心城市，推动国家人才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专题发言。现将根据速记稿整理全文如下：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四次专题研讨会
人才是民族宝贵的战略资源，是实现国家和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获取城市与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推动人才一体化，探索区域发展的人才驱动新模式，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使命和战略途径。应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人才管理体制、人才养成机制、人才配置机制和人才驱动型城市发展机制，着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人才循环枢纽和“全球人才中心城市”，把长三角打造成为“人才驱动发展试验区”，推动国家人才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在杨开忠教授和许宪春教授的支持下，我们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将“人才”定义为“最低学历为大专或以上学历的人口”，对中国和长三角人才分布格局进行初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国人才格局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溢出强”和“比重低、非均衡、高端少”双重特征
首先，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才规模最大、人才增速最快的人才大国。我国2015年中国人才总量1.7亿人，超过了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达到美国人口总量的一半；2015年较2010年增长了42.87%，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推算，目前我国人才总量已达到2.5亿，2025年我国人才总量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人才池”为我国获取“人才红利”、走人才驱动发展新路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我国人才比重比较低，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比重尤其低。2015年，我国人才占总人口的12%。其中，本科以上人才占比5%；硕士以上人才770万，占比为千分之5.5；已经毕业博士水平人才80万，占比为万分之5.6。相比于美国而言，我们的人才比重和高端人才的占比都低得可怜。美国在3.4亿总人口中，硕士以上人才数量2100万，占6.2%；博士以上人才数量450万，占1.5%。而且，美国高端人才占比还在快速上升。2000年至2018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获得学士及更高学位的人数占比从25.6%升至35%；拥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从8.6%上升为13.1%，可谓是成倍增长。可见，尽管在座的各位专家可能常常感觉自己身边博士、硕士数量很多，满大街都是研究生，看看数据就知道，与美国相比，我们人口的“含金量”——人才比还是很低的。因此，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共同呼吁，中国的大学还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多招博士生，培养优秀博士生！
第三，中国人才空间分布极不均衡。2015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占全国5.87%的土地，集中了将近40%的人才，人才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大、中城市为载体的人才密集区以占全国11.67%的土地面积，集中了全国65%的人才。西部和东北等人才稀疏区仅拥有全国5%~6%左右的人才。可见，我国人才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三大城市群是我国的人才高地和智力密集区。
最后，中国人才迁移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不断加强。大城市和城市群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加强，人才空间分布不均衡趋势进一步加剧。地级市人才分布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564上升到2015年的0.568。人才迁移呈现出“孔雀东南飞”格局，中西部地区迁出、东部地区迁入趋势明显，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是最大的人才流入地，而东三省、四川、河南等省份是较大的人才流出地。与此同时，人才分布与迁移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人才集聚的标准差椭圆分析，人才空间分布基本上与中国人口分布相适应，长三角和珠三角是“高高”聚集明显，也就是空间溢出效应较强的地区。
二、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的人才高地和人才聚集目的地
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人才核心区之中，长三角人才数量是最高的。2015年，全国17.13%的人才集中在长江三角洲，远高于京津冀的11.82%和珠三角的5.87%，比2010年在全国人才总量的份额16.38%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可见，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的人才高地和人才集聚的枢纽。
三大城市群人才比重变化（2010-2015）
三、长三角内部人才分布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幂律分布特征
2015年，上海人才总量超过1600万，远高于南京600万左右和杭州、苏州的400万左右的量级，成为长三角地级市的“人才首位城市”。通过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四个年份的数据来看，上海正在进入人才加速集聚的阶段，成为全球人才“洋流”的“旋涡”！
长三角各地级市人才分布及其变化（2000-2015）
长三角各地级市人才增长趋势（2000-2015）
四、长三角正在迈向“人才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各地级市出现分化局面
我们用2000至2015年的人才增量与GDP增量两个维度画出一个坐标系，可以发现，总体上，长三角地区GDP增加与人才增加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正在迈向“人才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依靠人才集聚带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但是，进一步划分“人才增量-GDP增量”矩阵，我们发现，各地级市出现显著分化局面。根据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各个地级市划分为三个类型，即：1）人才驱动型发展俱乐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等，是经济总量与人才“双增长型”的城市。2）非人才驱动型发展俱乐部：绍兴、宁波、徐州等，是“GDP增量高，但人才增量低”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其增长不是建立在人才密集和驱动的基础之上的。3）人才与经济洼地型俱乐部：扬州、芜湖、安庆等，是经济总量和人才都不高的城市。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最近一些年以数字经济为特色的杭州经济发展异常亮眼，但是我们发现，杭州平均每位人才创造的GDP，即“才均GDP”，却不如南京。
长三角地区GDP增加与人才增加呈现正相关关系
“人才增量-GDP增量”矩阵与三个俱乐部
五、把长三角打造成为国家人才驱动发展试验区，探索中国特色国家人才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道路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若干推动长三角人才一体化的重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要建立一体化人才保障服务标准，实行人才评价标准互认制度，允许地方高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人才引进和职称评定；要建统一开放人力资源市场，包括加强人力资源协作，推动人力资源、就业岗位信息共享和服务政策有机衔接、整合发布，联合开展就业洽谈会和专场招聘会，促进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在区域间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要加强面向高层次人才的协同管理，探索建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身份不变、双向选择、能出能进的人才柔性流动机制。联合开展人力资源职业技术培训，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未来应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新举国体制”优势，将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探索形成人才的全球循环、国家配置和地方养成等机制有机集成的人才治理新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探索”：
首先，探索“发展的人才驱动发展新方式”（Talent Driven Development Mode）。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全球人才洋流”、“人才地缘政治”、“人才异质性”、“人才区位论”、“人才迁移网络”、“人才生产率”、“人才溢出效应”、“人才阶梯效应”、“人才驱动发展机制”、“人才治理理论”等新命题、新理论、新规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才理论和人才治理理论，找出新时代“人才驱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新路子。
其次，探索国家人才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新道路。打造长三角人才驱动发展试验区，试行人才政策一体化、人才规划一体化、人才服务一体化、人才市场一体化、人才评价一体化等政策，编制长三角人才专项规划，为国家人才治理提供上海经验和长三角样本，发挥长三角在国家人才空间体系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最后，探索上海建设全球人才中心城市新战略。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人才培育、养成、发现、集散、流转和配置的全球新高地，简单地讲，就是“东方波士顿”。据我所知，美国波士顿就是一个全球人才“洋流”的枢纽。每年8、9月份，全世界约有30万各类高端人才从世界各地去波士顿访学、留学深造，其中仅仅哈佛大学一所大学每年8月份就新聘3000多人，有几万人前去留学和访学。
我要特别强调，人才的供给侧改革至关重要。长三角要率先取消人才的事业单位制和行政单元制，降学费、降门槛，加强产教融合，建设数字化、智慧化、共享化的学习基础设施，扩大研究生、博士生的招生数量。要把“人才红利”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报酬递增的核心利器。中国高等教育和人才事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谢谢！